• 中國大陸法院國際民商事案件管轄權衝突實踐考察(二)

    文章來源:發布時間:2008-04-11 20:24:43瀏覽次數:

    案例五:華僑銀行廈門分行管轄權異議案。注二十二1993年12月11日,香港銀森輪船有限公司與廈門生利經貿發展公司簽訂一份運輸合同,合同中約定有關履行爭議在香港依英國法律仲裁解決。同日雙方還簽訂一份運費支付協議,由華僑銀行廈門分行提供運費支付擔保,協議約定有關支付爭議香港高等法院擁有排他的管轄權。后因雙方就運費問題發生糾紛,香港銀森輪船有限公司遂以擔保人華僑銀行廈門分行為被告,向廈門海事法院起訴,廈門海事法院認為支付協議是運輸合同的補充,兩份契約分別約定仲裁與訴訟兩種爭議解決方式,自相矛盾,約定無效,裁定駁回華僑廈門銀行分行的管轄權異議,受理了此案,華僑銀行廈門分行不服,上訴至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運輸合同與支付協議是兩份相對獨立的協議,其分別約定仲裁、訴訟兩種爭議解決方式當屬有效,一審法院對此案不具有管轄權,裁定撤銷一審法院裁定,駁回起訴。

    案例六: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案。注二十三1984年12月,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與瑞士工業資源公司簽訂合同,由后者向前者銷售鋼材,合同約定有關爭議由仲裁機構解決。瑞士工業資源公司并無鋼材,而是用偽造的單據騙取貨款,后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被告敗訴,被告不服上訴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一審和二審中,被告均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合同糾紛因有仲裁條款,中國法院無管轄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1988年10月11日作出終審判決,認為被告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圍,破壞了合同,合同無效,構成侵權,因而爭議不受雙方所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上海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地這一管轄標志,對此案有管轄權,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七:江蘇省物資集團輕工紡織總公司(以下簡稱輕紡公司)訴香港裕億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裕億公司)與加拿大太子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子公司)案。注二十四此案案情與案例六有些類似,1996年5月,輕紡公司與裕億公司、太子公司簽訂銷售合同,由裕億公司與太子公司向輕紡公司提供普通舊電機,合同約定有關爭議提交仲裁機構解決。裕億公司與太子公司實際上欲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最終提供給輕紡公司的是各種廢結構件、廢鋼管、廢齒輪箱、廢元鋼等,輕紡公司遂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裕億公司與太子公司以雙方當事人之間對合同糾紛已自愿達成仲裁協議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利用合同欺詐,構成侵權,原告有權提起侵權之訴,不受仲裁條款約束,裁定駁回裕億公司、太子公司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判決其敗訴。兩被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各方當事人均應受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所發生的糾紛應通過仲裁解決,人民法院無管轄權,于1998年5月13日裁定撤銷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輕紡公司的起訴。

    國際民商事管轄權的沖突,可以通過當事人簽訂管轄協議得到防止。當事人可以預先約定,雙方間將來可能發生的爭議,應由哪一國法院管轄,或者在爭執發生以后,達成關于爭議應在哪一國法院解決的協議。許多國家根據一定的條件允許當事人協議選擇進行訴訟的法院,當事人一方違背原來約定的管轄權協議在本國法院起訴時,本國法院一般拒絕或中止訴訟!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規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用書面協議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管轄。”在案例五中,雙方當事人約定由香港高等法院管轄有關支付問題的爭議事項,中國大陸法院認可了當事人的管轄協議,沒有行使管轄權。盡管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但由于目前涉港民商事案件實際上仍然適用有關涉外民事訴訟的規定,因此本文將這一解決區際民商事管轄權沖突的案例作為解決國際民事商事管轄權的實例進行闡述。

    承認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權利,不失為一種預防國際民商事案件管轄權沖突的可行辦法。在國際交往中發生的國際民事案件,往往涉及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相關國家常常根據某一合理因素主張國際民事案件的管轄權。然而對于同一國際民商事案件,相關國家的利益或大或小,其管轄根據也有強有弱,承認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權利,實際上是允許當事人根據案件所涉及的各方面情況,選擇在他們看來最合適、最方便的法院來處理案件,這樣就排除了與案件有關的其它國家的法院的管轄權,從而解決了國際民商事管轄權的沖突問題。注二十五

    筆者認為承認當事人協議管轄這一做法,中國大陸立法應予以堅持,唯有下述問題仍需明確:第一,協議管轄僅適用于財產性質的案件與合同案件;第二,協議管轄所選擇的法院應與糾紛有實際的聯系;第三,協議管轄是排他性的,但選擇外國法院管轄不得違背中國大陸法律關于專屬管轄的規定;第四,以欺詐或不正當方法取得之管轄協議,雙方當事人地位不平等一方向他方施壓而締結之附合契約(Adhesion Contract)約定的管轄條款,不承認其效力。注二十六

    案例六與案例七涉及的是國際民商事管轄權沖突的另一問題———法院管轄權與仲裁機構管轄權的沖突。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確認仲裁協議具有排除法院管轄權的效力。無論何種形式的仲裁協議,一般認為其作用之一就是排除法院對案件的管轄,甚至可能排除法院的專屬管轄權!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57條第1款規定:“涉外經濟貿易、運輸和海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后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者其它仲裁機構仲裁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第259條規定:“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裁決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5條指出,屬于中國大陸法院專屬管轄的案件,“當事人不得用書面協議選擇其它國家法院管轄,但協議選擇仲裁裁決的除外。”

    案例六與案例七的關鍵問題是,合同被認定無效后,其仲裁條款是否還有效力,能否排除法院的管轄權?中國大陸法院在案例六與案例七中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案例六否定仲裁條款效力,肯定法院的管轄,案例七肯定仲裁條款效力,否定了法院的管轄權。筆者認為,根據“仲裁條款自治理論”(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應當肯定中國大陸法院在案例七中的做法。“仲裁條款自治理論”認為,一個包括仲裁條款的合同,應被視為由兩個相對獨立的合同構成,其中一個為主合同,規定當事人雙方民商事利益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個為次要的或從屬的合同,即以仲裁條款的形式出現的仲裁協議,兩者的區別在于:當事人簽訂國際民商事合同的唯一目的是切實履行主要合同中所規定的權利義務,從而實現他們所期望的民商事利益;次要合同是在主合同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時,作為一種救濟手段而存在,它不是雙方當事人所希望實施的。因此,仲裁條款具有特殊性和獨立性,即它不僅不會因為主要合同發生爭議或被確定為無效而失去效力,反而正因此才得以實施,發揮它作為救濟手段的作用,其效力是獨立于主要合同的效力的。從各國仲裁立法和司法實踐以及有關的國際立法來看,一般都認為仲裁條款獨立于主合同之外是一個普遍的規則。事實上,中國大陸近年來的有關立法亦明確了這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19條第1款明確規定,“仲裁協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無效,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7條亦規定:“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的效力。”鑒于《仲裁法》與《合同法》分別于1994年和1999年頒布,而案例六是在1988年審結的,且當時中國大陸關于仲裁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均不完備,中國大陸法院當時所作出的判決是可以理解的。

    總之,無論合同是否有效,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的效力均不發生動搖,當事人選擇仲裁機構管轄,排除法院管轄的意愿應予以尊重,這一點是中國大陸今后的實踐應當堅持的。筆者對解決國際民商事案件法院與仲裁機構管轄權沖突問題提出下列立法建議:

    1、 當事人通過書面的仲裁協議,約定將已經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涉外合同或者其它涉外民商事爭議提交仲裁機構或者仲裁庭解決的,不受中國大陸法律關于各類司法管轄的限制。

    2、 在有仲裁協議的情況下,當事人仍向中國大陸法院起訴的,該法院應當令當事人將爭議交付仲裁,但仲裁協議無效,失效或者不能執行的除外。

    3、 主要合同的效力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對仲裁協議效力的異議,除對中國大陸涉外仲裁機構受理的案件或者仲裁庭所在地在中國大陸境內的案件所依據的仲裁協議效力提出的異議外,中國大陸法院對外國仲裁機構受理案件或者仲裁庭所在地在中國大陸境外的案件所依據的仲裁協議效力的異議,可以不行使管轄權。


    注二十二 參見林準主編:《國際私法案例選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頁。

    注二十三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年第1期,第26頁。

    注二十四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8年第3期,第109頁。

    注二十五 參見韓德培主編:《中國衝突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注二十六 參見劉鐵錚:《論國際管轄權衝突之防止》,載《國際私法論叢》,三民書局1984年增訂第3版,第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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